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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leiyi5684@vip.sina.com 提起李文化，知道的人或许不很多，但提起电影《早春二月》、《千万不要忘记》、《侦察兵》、《决裂》、《泪痕》等等，知道的人可就不少了。《早春二月》和《千万不要忘记》，他是摄影；后几部，他是导演。“过来人”可能都会惊讶：《决裂》与《泪痕》的政治指向与价值观念截然相反，前者热烈歌颂“文革”、激烈批判对“文革”的否定；后者强烈批判、深刻揭露、彻底否定“文革”。在并不算长的时间内，一位艺术家为何拍出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完全相反的作品？如果知道在这两部电影之间，他还在1976年3月接受任务，同年9月就拍完了主旨为 “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因10月粉碎“四人帮”又被定为 “阴谋片”而未能公映的 《反击》，许多人更会“大跌眼镜”了。
地方国企“嫁入豪门”遭卖壳 央企操作手法几近雷同 内贸专项规划近期出台 李文化跌宕起伏的人生，折射出那个时代“文化史”风狂雨骤的一个侧面。 一 他一直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电影的情形。那是1940年一个冬日的黄昏，11岁的他在侵华日军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的滦平县“兴农合作社”当杂工，影片放映的是“皇军”侵华的“赫赫武功”。包括身披破被的他在内，现场的中国人都是第一次看到电影，既对片中日本军队的暴行倍感愤怒，又对电影感到好奇、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恐惧。 他回忆说，“电影放完后我呆愣着，过了老半天才回过神来，太神奇了！我怎么也琢磨不透，跑到白幕那儿，前后看，左右看，没有人影，用手小心地摸了一下，原来就是块白布！人呢？都藏到哪里去了？”从此，他心头就有 “一粒痒痒的种子——电影啊，是那么神秘！”“"这个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我裹紧了身上破旧的被子，陷入了遐想。”（李文化：《往事流影》，华文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6页） 1945年，李文化正在齐齐哈尔的 “满洲电业养成所”学习电工技术，这时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进入该市，共产党的“东北民主联军”也随后开进。李文化毕业后，在电业局当电工。1947年夏季的一天，他在街上偶然看到“东北电影制片厂招生”的启事，少年时代的电影梦突然被激活。几经努力，他终于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训练班，学习摄影，从此走上了“电影艺术”的人生之路。1949年10月底，他调入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片科”，即后来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1950年，他接受了拍摄纪录片《边疆战士》的任务来到新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剿匪。然而，虽然解放军与小股匪徒已有交火、谈判，但大部队与匪首乌斯满何时最后决战一时还无法确定，而《边疆战士》的任务又不能延期，剿匪内容又必不可少。“于是大家在一起合计出一个办法，根据描述，让剿匪的战士分成敌我两拨进行表演补拍。”为了真实反映场景，扮演匪徒的战士还穿上从当地百姓家中借来的服装，于是，“根据采访计划，追击！交锋！包围！两队人马在大河滩上策马飞奔，卷起阵阵黄尘！”最后，“匪徒”们被追得四处逃窜，走投无路，只得滚落下马，双手举枪，跪地求饶。“事后，大家聚在一起看拍摄效果，没想到这表演拍摄的效果非常逼真，战士们都说恐怕比真实拍摄的场面更为激烈。”“《边疆战士》放映了很长时间，1955年还荣获了文化部颁发的三等奖，后来作为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一直存放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库里。”（第47页） 纪录片能否 “扮演”、“扮演”是否符合“职业伦理”、“专业精神”，摄影师李文化并未多想，更未上升为一种“理论”。他们只是根据当时的任务需要，“合计”出一种办法。但几年后，新闻纪录片的“扮演”、新闻摄影的“摆拍”却上升为一种“理论”，只要为了“政治正确”，就可以“扮演”、“摆拍”。 在1955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作为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他拍了大量紧贴时事的纪录片。从“消灭蝗虫”、“制造自动刀架”到抗美援朝的朝鲜战场、板门店谈判、法国从越南撤军……记录朝鲜战争交战双方交换病伤战俘的纪录片 《交换病伤战俘》在国内上映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他写道：“我选好位置，最关注的是记录双方战俘的神情，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敌军战俘走过去时显得十分兴奋，十分激动，热切地紧紧拥抱，互相抚摸对方的脸庞，而后又说又笑地离开；可我方的战俘回来时个个都像受过虐待似的，低垂着头，泣不成声。当时我想，这样的表情对比可以推测两军战俘待遇差异之悬殊。后来才明白，这里还有文化背景差异之类的深层原因。”（第77页） 二 在这八年间虽然拍了大量纪录片，还获得文化部颁发的 “1949-1955年全国优秀新闻片个人一等奖”，但他始终觉得自己从未系统地学习过电影理论知识，于是在1955年争取到电影学院专修班系统学习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