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
　　汉代以后沿袭其俗，《北堂书钞》卷一三六引《曹瞒传》：“（曹）操性佻易，自佩小囊，以盛毛巾细物。”《晋书·邓攸传》也记载：邓攸梦行水边，见一女子，猛兽自后断其囊。由此可见，魏晋时期不论男女，身边都佩有囊。在囊上饰有兽头纹样，也称“兽头囊”。这种饰有兽头纹样的囊形象，在山东沂南一汉墓画像石上还可以看到：中室北壁的东段，画分上下两格，皆刻人物故事。下格中的两人皆戴着布纹的帽子，用带结于头后，衣袖皆卷起，腰束带。其中左边一人加束革带，从右腰革带垂下一虎头纹佩囊，佩囊比较大，做工也精致，还绣有花边。中室北壁西段的上格亦画有相同的一荷包，不同的是人物佩带的方向不一样，是从左腰革带垂下一虎头纹佩囊。
　　至南北朝时，佩囊制度正式确立，人们所佩的囊，并非全用皮制，也有用丝织物做成的，但仍然沿用囊的名称。《隋书·礼仪志六》：“（北朝）囊，二品以上金缕，三品金银缕，四品银缕，五品、六品彩缕，七、八、九品彩缕，兽爪。官无印绶者，并不合佩囊及爪。”至隋代则专施于良娣以下命妇，以别嫔妃的兽头囊。《 隋书·礼仪志七》：“良娣，鞠衣之服，银印钮，文如其职。佩采玉，青绶，八十首，长一丈六尺，兽爪囊。余同世妇。保林、八子，展衣之服，铜印环钮，文如其职。佩水苍玉，艾绶……兽爪囊。” 兽爪囊，囊之一种，简称“兽爪”或“爪”，是织有兽爪纹样的小型佩囊，北朝官吏常佩于腰际以盛印绶。
　　唐代放官印、鱼符（龟符）的佩袋与装细物的佩囊分开使用，据《朝野佥载》记载：“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彩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象，强之兆也。”刀砺袋，鱼形袋，新、旧《唐书》称之为“鱼袋”、“蹀躞七事”。“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契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物。蹀躞七事应是后来的“七事荷包”（《歧路灯》第七十八回）的前称。唐代妇女尤其喜欢佩带荷包。荷包大多为圆形，上有不同的纹样。佩挂囊的妇女形象，大多身穿胡服，腰束革带，打扮成西域妇女的形象，但腰部一般都有佩挂的荷囊，如西安南里王村韦墓线雕石刻、唐李重润墓和李贤墓壁画中的侍女。
　　唐代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佩带荷囊的习俗，如敦煌壁画中唐第158窟的《各国王子举哀图》中，便能清楚地看到有两个少数民族人物的腰上挂有荷囊，而且所制作的荷囊都很有特色。如第一排中的单腿跪地、正作割鼻状者，其左腰上挂一心形荷包，看上去就像是一朵云彩。第二排中双手用刀插胸者的左腰上挂一花腰形荷包，颜色为白底湖蓝色边。这两个荷包看上去都非常精致，做工非常考究。唐代画家阎立本《步辇图》中的吐蕃使者身上所佩带的荷囊，也反映了当时的习俗。
　　据考，唐宋时期作为饰物随身带的“鱼袋”、“龟袋”还多是盛物的口袋。荷包成为珍贵佩饰物当缘始于唐代。唐封演《封氏闻见记·降诞》：“玄宗开元十七年，丞相张说遂奏以八月五日降诞日为千秋节，百寮有献承露囊者。”杜牧《过勤政楼》诗：“千秋令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承露囊，即荷包，由眼明囊演变而来（眼明囊之俗：古俗农历八月初一凌晨，妇女以彩帛之囊盛装树木花草上的露水，相传以此洗眼，能使人一年之内保持目明）。百官献囊名曰“承露囊”，隐喻为沐浴皇恩。民间仿制为节日礼品相馈赠，用作佩饰，男女常佩于腰间以盛杂物。
　　新疆克孜尔石窟第189窟壁画中，有画于公元6～7世纪的一身龟兹贵族供养人图像，其腰部束带，上挂短刀，同时佩带鸡心形荷囊。该图现存德国柏林。
　　敦煌五代第409窟东壁《回鹘王礼佛图》中，回鹘王腰带上也挂有很多东西，其中所挂的荷包造型别致，像葫芦型，但上口呈喇叭状，底部呈圆形，上大下小。颜色为白色，可能是褪色所致。同时期、造型相同的荷包在榆林窟第39窟甬道里也有，同样见于回鹘贵族礼佛图中。
　　又如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69窟供养人图像中，八身回鹘供养人的右侧均从腰带上垂下一荷囊，荷囊的最上端有一珠子。荷囊的样式和大小都相同，但色彩不一。这幅画现存德国柏林。

编辑本段能改斋漫录》载刘伟明诗‘西清直寓荷为橐’，欧阳修启以‘紫荷垂橐’对‘红药翻阶’，皆读之为芰荷之荷。今名小夹囊曰荷包，亦得缀袍外以见尊上，或者即因于紫荷？”这是将宋代紫荷疑为荷包。袁枚《随园随笔》下有“紫荷非荷包”辨其非。在元杂剧及明清笔记小说中常见有这种提法。所谓荷包，实际上就是以前的荷囊、旁囊及囊。清汪汲《事物原会》记称：“晋《舆服志》：文武皆有囊缀绶，八座尚书则荷紫，乃负荷之荷，非荷渠也。今谓囊曰荷包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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