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春，市场替蔡昉教授征服了听众。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成了各家媒体记者追逐的目标。几年前，蔡昉第一个提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很多人不信，很多人怀疑，很多人当成耳旁风。突如其来、又迟迟不去的一场“民工荒”，让多数学者、地方官员和企业主警醒：也许蔡昉说的是对的？

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它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圣卢西亚籍经济学家刘易斯首创的一个概念。

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价格低廉。但这一格局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蔡昉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在2010年至2015年将处于峰值，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据推算，至2015年，我国“人口红利”期将会结束。

蔡昉代表指出：“‘十二五’时期我们面临的一个大挑战，将是我国人口结构变成不再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用工短缺将成为常态。这不仅将推动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还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动力。”

区域竞争：从招商到招工

无论是昔日的劳务输出大省，还是靠廉价的劳务输入率先驶入经济快速发展轨道的发达地区，各地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倍加珍惜辖区内的劳动力资源。善待农民工群体，加强服务意识，想方设法出台“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子女教育留人”甚至“户口留人”政策。对于外来人口，流入地政府由管理者向服务者变化的身姿，日渐清晰。

一些过去千呼万唤讨不来的优待，从天而降。

来自用工大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佛山市委书记陈云贤介绍，为了应对严峻的形势，佛山市政府和企业至少将举办1110场招工会，并积极开展外来务工人员的培训工作；还要完善外来务工人员落户制度，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制度将惠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打开公务员渠道，让表现优异的、条件符合的外来农民工进入公务员队伍，等等。

“我们要让外来务工者有荣誉感、认同感和归宿感。”陈云贤代表说。

不能不急。佛山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数据显示，节后回流佛山的外省人员达444214人，其中新民工45643人。然而，这与企业计划新招收的158689人仍有很大差距。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合肥市市长吴存荣则在3月6日大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传：最近合肥市政府出台了改善用工条件的18条政策，让在合肥就业的外来人员吃下“定心丸”；未来，合肥将在出行、就医、工资、住房等方面，全面对外来人员开“绿灯”。“让外来人口更好地在我们城市生活，最后成为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介绍，合肥“十八条”新政包括：清理和废止所有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要求企业规范用工，改善安全生产设施和劳动保护条件，重视提高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等等。

吴存荣代表和陈云贤代表的表态近似要让外来人口有归宿感、安全感、稳定感，关键是要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子女上学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来入手，解决他们关心、忧心的事情，让他们真正留下来。比如合肥的外来务工子女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是无障碍、零收费的。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开县长沙镇副镇长张国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就在几年前，令开县引以为豪的是，拥有160多万人口的开县，向外输出就业人员占人口总量60%以上，年劳务收入超过30亿元。这也为开县赢得了“中国打工第一县”的称号。“今天，开县打造了30平方公里、800亿级‘中国西部返乡创业园’，吸引已有所成就的农民工返乡创业。3年之内，全县60%～70%的外出务工人员都要引回来。”

他向本报记者介绍：“这个愿望正在变成现实。前几年每年外出务工人数一度达到50多万，而今年春节过后，已经有10万人留了下来。”

放大到整个重庆，戏剧性的逆转趋势同样正在上演。

“善待农民工，搞好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生活环境及社会管理，是一座城市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3月4日，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对前来采访的记者透露，凡是在重庆主城打工的重庆农民工，满足一定条件就可以转为城镇户籍，还能申请公租房。

他进一步解释说：“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缩小‘三大差距’，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是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强大动力，也是一个社会进步、合理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重庆的雄心不止于此。他们希望从2010年到2011年新增300万城镇居民，到2020年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到60%。

从东部、中部到西部，地方政府的种种努力，堪比当年谋求发展之初招商引资的热情。

企业：对农民工的待遇，要跟上时代步伐